谈 科 学 方 法 和 科 学 精 神( o- x" b& v! o3 x! 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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+ v/ ^, p( J# ?9 _8 m! j科学方法是弘扬科学精神的一种内在的能力和支柱。如果人们不能掌握和运用科学方法，甚至对科学的方法一无所知，或者知之甚少，即使天天高喊“弘扬科学精神”，也未必能弘扬科学精神，还常常会把这一科学的号召流为空洞的套语或口号。) O0 |2 l# `6 g3 E6 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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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我国，科学精神一词，可能最早是见之于任鸿隽先生在1916年发表的“科学精神论”一文。[1]文中说：“科学精神者何？求真理是已。”又说：“真理之为物，无不在也。科学家之所知者，以事实为基，以试验为稽，以推用为表，以证验为决，而无所容心于已成之教，前人之言。”“苟已成之教，前人之言，有与吾所见之真理相背者，则虽艰难其身，赴汤蹈火以与之战，至死而不悔，若是者吾谓之科学精神。”他又指出：言及科学精神，有不可不具之二要素，一是崇实，二是贵确。他对崇实解释说：“吾所谓实者，凡立一说，当根据事实，归纳群象，而不以称诵前言，凭虚构造为能。”“故真具有科学精神者，未有不崇尚事实者也。”对于贵确，他说：“吾所谓确，谓于事物之观察，当容其真象，尽其底细，而不以模棱无畔岸之言为足是也。”从以上所引，可以看出，科学精神表现为追求真理和为捍卫真理而舍身的精神，而要追求真理就必须运用科学的方法：“以事实为基，以试验为稽，以推用为表，以证验为决”，他所提倡的崇实和贵确，既是科学精神，也是科学方法。所以任鸿隽先生所论之科学精神是融科学方法于其中的，要依靠科学方法来实现科学精神。4 {' r, Q4 x2 |; `5 R' J! [: g: @2 O7 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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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2年，梁启超先生在一次题为“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”的演讲中，批评中国学术界缺乏“科学精神”时，非常明确地把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看作一回事，他说：“有系统之真知识，叫做科学；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，叫做科学精神。”[2]( [3 Q. y+ j" V5 w& W( 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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竺可桢先生在1941年发表的文章“科学之方法与精神”[3]中首先按历史顺序讲述了科学方法的演变，然后他说“提倡科学，不但要晓得科学的方法，而尤贵在乎认清近代科学的目标。近代科学的目标是什么？就是探求真理。……也就是科学的精神”。他还认为科学家应有这样的科学态度：（1）不盲从，不附合，依理智为归。如遇横逆之境遇，则不屈不挠，不畏强御，只问是非，不计利害。（2）虚怀若谷，不武断，不蛮横。（3）专心一致，实事求是，不作无病之呻吟，严谨毫不苟且。1939年2月竺可桢先生把科学精神归纳为“求是”二字，并把“求是”定为浙江大学的校训。他向学生解释道：何谓求是？就是追求真理、忠于真理。[4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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{7 s$ P) h! A& M5 N$ @5 L/ ~; O谈科学精神时，人们常常提到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发表于1942年的文章“民主秩序中的科学和技术”[5]，其中他认为“科学的精神特质（ethos）”是由以下四类制度性必需的规范构成的：普遍性（Universalism）、公有性（Communism）、无私利性（Disinterestedness）、有条理的怀疑性（Organized Skepticism）。这一看法在西方颇有影响，引起过人们的讨论。8 g9 y4 D2 v% L- ?; v2 x2 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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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些年来，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、市场日益繁荣、国家日渐强盛的同时，也出现了伪产品泛滥成灾，伪科学招摇过市，豆腐渣工程屡出不穷，以及学风、文风的浮躁败坏等等社会弊端。针对时弊，举国上下，人们都痛感大有弘扬科学精神之必要。1996年2月周光召院士在全国科普工作会议上作了“加强科学普及，弘扬科学精神”的演讲，他把科学精神扩展为这样五点：（1）平等和民主，反对专断和垄断，（2）既要创新，（3）又要在继承中求发展，（4）团队精神，（5）求实和怀疑精神。6 | T% j: x6 Y3 l" ~8 }/ \
+ t8 X! D, k. z9 Z6 f5 G+ u江泽民同志曾多次号召：要在全党全社会弘扬科学精神。他在2000 年的一次讲话中说弘扬科学精神应是：（1）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，勇于面对科技发展和各项工作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，通过研究和反复实践，不断创新，不断前进；（2）热爱科学，崇尚真理，依据科学原理和科学方法进行决策，按照科学规律办事；（3）勤于学习、善于思考，努力用科学理论、科学知识以及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武装自己；（4）甘于奉献、攀登高峰，为祖国为人民贡献一切智慧和力量，敢于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任何困难和艰险，始终勇往直前。最后他又把科学精神总结为这样十六个字：实事求是，探索求知，崇尚真理，勇于创新。[6]% L5 b6 u, _- Y! w; q
4 i( h3 }0 @' u5 G+ k近几年在报刊上也常有论述科学精神的文章。例如，任仲平认为科学精神包括：探索求真的理性精神，实验取证的求实精神，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，竞争协作的包容精神，执着敬业的献身精神。[7]再如，蔡德诚先生对于“什么是科学精神”反复思索多年，发表文章多篇，他认为科学精神的实质性的要素和内涵可概括为六条：客观的依据、理性的怀疑、多元的思考、平权的争论、实践的检验、宽容的激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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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M3 o; R( p4 e" K' h# H以上种种都是对于科学精神的相当精辟的概括，不过内容有多有少，论述有详有略，各有不同的针对和侧重而已。对科学精神虽然存在着多元的理解，然而也能明显地看出其中是有共识的。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的相辅相成和相得益彰，就是其中的一种共识。培养科学精神，需要学习科学知识和掌握科学方法，弘扬科学精神，必须有科学方法这种实际能力作为内在的支撑和保证；而要发挥科学方法的作用和力量，又需要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作为目标、方向和理性的导引。总之，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是难解难分、缺一不可的。实际上，现在常说的所谓“四科”：科学知识、科学思想、科学方法、科学精神，这四者也同样是难解难分、相互交融的。0 T \( j5 ]1 ?' x7 j3 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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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学方法的重要性好像已经众所公认，不言而喻。但是，在科学工作中，在社会生活中，人们在实际做事的时候，是否都能成为注意方法的“有心人”呢？是否对方法之优劣高下都能够认真加以考虑和比较，从而尽可能选取最优或较优的方法呢？并不尽然。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，由于方法不对头而误事，甚至造成巨大损失和灾难的情况屡屡发生。所以，需要不断地向人们提醒和强调方法问题的重要性，并从理论上对科学的方法加以探讨、阐述和广泛宣传，使科学方法的重要性深入人心。
